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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前女员工眼中的Facebook
    点击:   发布日期:2012-09-07
    瑟琳•罗斯(Katherine Losse)于2005年加入Facebook,是Facebook当时新组建的客户关系团队的首批员工之一,那时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刚把公司总部从哈佛(Harvard)的宿舍搬到加州仅一年时间。她进Facebook工作时,其50名员工还挤在帕洛阿尔托(Palo Alto)市中心一个狭小的办公室中办公,公司内的大学校园气息还非常浓厚。下文为她对那段时间的一些回忆:

    入职的第一天,我在上午11点到达Facebook,那些身穿T恤、其貌不扬、盯着电脑屏幕的年轻小伙看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女性出现时显得十分惊讶(如果不是不高兴的话)。

    Getty Images2005年,扎克伯格在加州帕洛阿尔托办公室。办公室里除我以外的唯一一名女员工──公司的行政助理──要比其他人活泼一些,她爽朗地笑着迎接我的到来。她的座位位于一幅巨幅涂鸦画前面,画面是一个身材丰满、满头绿发的卡通风格女子游荡在景象阴郁的城市上空。

    办公室中大部分涂鸦作品的风格都大同小异,都是些小胸细腰、身材从胸到腰逐渐变细的女子,与电子游戏中女性角色的身材比例相仿。这些画看起来比较幼稚,但我并不是特别在意,它们看起来就像是家住郊区的哈佛男生心目中的城区风格和很酷的那种东西。一位工程师带我参观小小的办公室时说道,“我们不得不把那幅真正有构图的画搬到男卫生间去,因为有人投诉了。”他说这番话时略微带有一种嘲讽的不以为然的语气,我的新同事们在对不认可他们才能的任何一件事情做回应时一贯都是这种语气。

    我明白了这一点──如果你无法接受涂鸦,或者说无法接受它所代表的孩子气的企业文化,那么你的工作就无法展开。

    一名斯坦福(Stanford)的毕业生向我和另一名新员工介绍了管理用户发给Facebook的电子邮件的软件。我们学会如何操作这款软件后,他毫不犹豫马上把主密码告诉了我们,我们可以用这个密码以任一Facebook用户的账户登录并访问所有消息和数据。他说,“你们不能用笔把它记下来。”于是我们把它默记了下来。

    我一度感到很震惊,觉得这太难以置信了──他们就这样把密码告诉了我,也没做任何背景调查来确认我是不是一个跟踪狂。

    后来Facebook实施了一些安全措施,任何不能证明自己是Facebook员工的人都无法使用主密码登录。一年之后,Facebook弃用了采用主密码登录的方式,改用其他更安全的登录方式来修护账户,但是最开始的时候只有一个主密码。我们这些管理员不费任何力气便可轻易看到Facebook上的所有内容。

    2006年冬,Facebook请员工们到塔霍湖(Tahoe)度假,所有人一同住在一栋大房子中。在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深夜,我拿起装饰楼梯扶栏的一件带熊头的熊皮衣搭在身上。扎克伯格觉得这非常搞笑,坚决让我继续把熊皮衣披在肩部。当然,有一名工程师拍下了我们整晚的恶作剧的照片并把它们发到Facebook上。在他拍摄的最后一批照片中,其中有一张照片上,马克像帝王般不可一世地用手朝我比划着,我则披着熊皮衣站在一旁笑得直不起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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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是些坦率纯真的欢乐,每个人都开怀大笑尽情玩乐着。但是,当我看到这张照片出现在Facebook的相册中时,它那些可做不同解释的丰富含义让我为之一震。在我看来,在这张照片中马克似乎正在命令一名女员工要顺从听话。

    这张照片被拍下来并被发到Facebook上并不算什么,更耐人寻味的是,没有任何一个同事觉得它有什么不妥之处,也没有人认为它暴露了Facebook企业文化中某些不那么让人喜欢的东西。正如马克在名片上以孩子气的狂妄态度写道,“我是CEO,混蛋。”(I'm CEO, bitch.)我披着熊皮衣的那张照片表明,权力不是可容质疑的东西,而是用来积攒和炫耀的东西。

    到2008年,有传言称马克新聘请了一位重量级高管。在某个周五,他召集了全体员工开会并在会上向大家介绍了公司的首席运营长谢丽尔•桑伯格(Sheryl Sandberg)──精明能干、身家数百万的谷歌(Google)前广告和运营副总裁。马克说,“我和谢丽尔是在一个派对上认识的,我们非常合得来。”

    他接着说道,“我们谈了好几个小时。她问了我一些如何管理公司的问题,她的智慧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马克说话时脸上带着平时不常见的微笑,而且还面泛红光,那可不是轻浮,可能是某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使然,似乎他寻觅像谢尔丽这样的人选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遇见谢丽尔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她的皮肤真不错,而且确实也是如此,”他一边说道,一边向脸部肌肤的质地确实柔滑的谢丽尔挥了挥手示意。谢丽尔微笑着,没有表现出不好意思的样子。

    在数周后与谢丽尔单独会面时,我发现她对关于Facebook乃至整个硅谷的女性员工的话题很感兴趣。她安排了与所有的女工程师单独会面,那时候Facebook几百名工程师中只有大约15名女工程师。

    我告诉她我觉得部门中有一些涉及男工程师的情况应该要让她知道。比如有一位高级经理据说向公司的女员工提出三人性爱建议,此外我还与一名工程师有矛盾,他总是对女产品经理表现出轻蔑或者咄咄逼人的态度。我在和谢丽尔谈到后面这件事时说道,“工程师部门的一位总监让我自己找那个家伙谈谈去尝试解决问题,但是当我这么做的时候,那个工程师却歪曲事实,说我是一个严重的女权主义者,好像是要把正在谈的话题引开,最后我们的谈话没有任何结果。那让人非常不愉快。”

    谢丽尔说,“以攻为守,我明白了。”

    我赞同道,“是的,就是那样。”我心想谢丽尔太酷了,她明白我的意思。

    “好的,谢谢你和我谈话,真的很感谢,”谢丽尔向我说道,就这样结束了我们的谈话。

    我向她提出的那些问题没有一个马上收到答复。直到几个月后的一天,她在我的办公桌旁停留了一小会儿,用她常用的在办公室说话的那种低沉明快的嗓音对我说,“我就是想告诉你,你和我提起的那两个问题都已经解决了。”

    我对此一无所知。她笑着说道,“你看我多棒,大家都毫无察觉我就把事情解决了。”果真如此,那位向员工提出非分要求的经理被悄悄降级了,而那个咄咄逼人的工程师则被调往另一个部门。

    后来,我在2010年离开了Facebook。从那以后,我习惯了大家把Facebook作为他们交流和互动的主要媒介之一的这样一个世界。在大多数用户看来,Facebook似乎是横空出世,但是对我而言,它代表着漫长的、有时甚至是令人兴奋不已的工作时间,当然还有一些不会出现在我的Facebook页面上的艰难经历。

    (本文节选自凯瑟琳•罗斯(Katherine Losse)的著作《孩子王:探秘社交网络的中心地带》(The Boy Kings: A Journey Into the Heart of the Social Network)。该书于6月26日由自由出版社(Free Press)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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